2024年10月26日至27日，第十五届中国破产法论坛在京举办，本届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北京市破产法学会、北京破产法庭共同主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周伦军发表主旨演讲。论坛聚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健全企业破产机制”和“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来自全国各地的12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开展了为期一天半的深入研讨。中国破产法论坛微信公众号将持续为大家推送嘉宾精彩发言。下面为您推送的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蒋卫宇在论坛上的大会主题演讲稿。感谢作者授权中国破产法论坛微信公众号全文转发。

奋力打造破产司法保护领先地

全面深入推进浙江法院破产审判工作

——第十五届中国破产法论坛主题演讲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蒋卫宇

（2024年10月26日）

很高兴受到组委会的邀请，有机会在本次论坛作交流发言。我谨代表浙江高院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高度出发，提出“健全企业破产机制，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这昭示着破产法治的发展和完善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期。

近年来，在最高法院的有力指导下，浙江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逐步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常态化、专业化、信息化、简易化”的工作思路，并提出打造“破产司法保护领先地”的目标。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对于破产法律制度和破产审判工作形成了“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基本判断是，必须将破产法律制度的实施摆在突出位置。 破产法是一门具有鲜明实践特征的学科。破产法的实践，就是在企业破产这一特殊状况下，将各个部门法的普遍规则融会贯通。因此，破产法的生命在于实践。从某种程度上说，破产法律制度的实施比修改完善更加重要、更加迫切。只有打开大门切实推进破产案件审查受理，才能够真正发挥破产制度市场出清、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才能够有效锻炼一支专业的法官队伍、管理人队伍；才能够发现不动产管理、税收制度、金融监管等与破产程序不配套的制度漏洞、问题，倒逼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浙江法院严格依法审查受理破产案件，常态化推动“执转破”工作。2018年受理破产案件突破2000件，2020年突破3000件，2023年突破4000件。近三年，浙江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12216件，审结13050件，收结案数量均呈逐年上升态势。在充足的实践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一些关于破产法律制度实施的有益经验。（1）通过完善网络拍卖机制，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破产财产处置市场。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建立独立的破产财产网络拍卖渠道，近三年，通过网络拍卖处置破产财产20893宗，涉及标的495.35亿元；（2）通过构建统一破产案件数字平台，推动破产审判流程再造和制度重塑。我们自主打造“破产智审”平台作为全省法院破产案件基础性、全局性数字平台。实现法官、管理人、债权人等多主体参与，债权申报、会议、表决、分配等破产事项全流程“一网通办”。今年，“破产智审”平台作为破产案件数字平台的范本，被纳入全国法院“一张网”推广。（3）通过打造专业化破产法官队伍，推动破产审判能力和审判体系现代化。截至2023年底，全省共有2家破产法庭，6家中级法院、20家基层法院设置了专业的破产审判庭。基本建成一支梯次分明、结构合理、专业过硬的破产法官队伍。各级法院有意识地培养破产业务带头人，传帮带作用发挥明显。（4）通过提升破产管理人专业素质，源头提升破产案件办理质效。我们建立起完善的破产管理人分级管理制度和履职监督、履职评价体系。目前，全省共有495家机构管理人，包括65家一级管理人、430家二级、三级管理人。其中，一级管理人具有丰富的履职经验，具备承担重大疑难复杂破产案件的专业能力；二、三级管理人通过承接数量较多的普通、简易破产案件，履职水平持续提升。我们指导成立省级破产管理人协会，推动实现市级破产管理人协会全覆盖，管理人行业自律作用充分彰显，规模效应不断发挥。

第二个判断，必须将破产配套制度的完善摆在突出位置。 破产案件办理的困难往往在案件之外。很多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是根据正常经营状态的企业所设计，较少考虑企业破产的情形。我们认识到，高水平、深层次的府院联动是破解配套制度难题的必由之路。浙江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对完善破产配套制度高度重视，在多个方面提供有力保障。（1）强有力的机制保障。2016年以来，浙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立省级层面实质运作的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2020年，省政府办公厅发文成立“破产审判便利化”府院联动省级联席会议机制。常务副省长和高院院长担任正副召集人，囊括20家相关单位。近年来，我们以每年解决一个领域的配套制度问题为目标，会同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完善破产配套机制的规范性文件，基本涵盖了破产企业注销和状态变更、金融机构对破产程序的参与和支持、破产企业涉税事务处理、资产处置等破产配套机制等堵点问题。（2）强有力的经济保障。与省财政厅共同推动建立全国首例破产援助奖补机制，设立6000万元破产援助奖补资金，为解决“无产可破”难题提供了坚实基础。（3）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浙江省人大于今年1月通过《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应当建立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统筹协调解决企业破产过程中涉及的资产处置、风险防范、职工和债权人权益保护等问题”。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政府在破产程序中的职能作用进行确认。（4）强有力的信息保障。今年，我们以国务院将“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列入“高效办成一件事”项目为契机，系统梳理破产案件中需要政府部门提供的数据，依托浙江省公共数据平台，在省级层面分批打通、分批上线，基本解决了管理人履职过程中的部门数据壁垒，切实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职。

在长期以来的府院联动过程中，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文件好出，操作难行。将纸面上的机制转化为管理人在办事窗口的实际所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以九分力气抓落实，真正推动前端的社会治理和法律制度作出相应的变革。

第三个判断，必须将深入探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摆在突出位置。 当前，个人破产制度缺位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愈发突显。实践表明，由于企业实际控制人、股东为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形普遍存在，企业破产法难以真正实现概括清理所有债务的制度功能。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中小市场主体众多，其在融资市场上往往处于劣势地位，担保债务问题尤为突出。因此，浙江法院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从诞生之初就具有自下而上、实践先行的特征，与深圳立法先行的个人破产探索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近三年来，全省法院共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2720件，办结2249件，涉及债务总额110.93亿元，执行标的115.67亿元，债权人13580人，执行案件11390件。通过有效出清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终本案件，实现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维护社会稳定，充分彰显人民法院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动履职理念。人民法院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通过债务人申报、接受债权人质询、法院依职权调查核实、管理人调查核实等措施，将“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债务人与“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予以区分。今年初浙江省人大通过《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明确规定“对申请债务集中清理的个人，经审查后符合条件的，可以按照规定删除其失信信息”等内容，系全国首次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规定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制度，为这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实践中，我们基本穷尽了法院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特别是执行程序中的职权。在帮助很多“诚实而不幸”债务人的同时，这项工作的瓶颈也逐步显现，如金融债权人配合度低、与企业破产程序衔接不明确、债务人诚信审查存在困难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最终还是指向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我也相信，我们对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实践会为将来个人破产立法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丰富的实践智慧。

下一步，浙江法院将以更强烈的责任感和更饱满的热情推动破产审判工作再上新台阶。在打造“破产司法保护领先地”的进程中，一定也离不开业界同仁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在此，我也恳请大家继续关注浙江法院破产审判工作，共话破产法治事业。欢迎大家多到浙江参观、指导，谢谢！

来源：中国破产法论坛

审核：升阳法务部